国资委[微博]副主任黄淑和近日表示，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，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创新，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依法有序推进。中央企业法律顾问要在依法推进改革中努力发挥作用，牢牢守住法律底线，确保企业各项改革举措依法依规。 

　　在各地国资委[微博]加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已呈潮涌之际，应该说，作为国资委主政官员之一，黄淑和做出上述表态，是较为及时且极其必要的。这是因为，在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已然全速推进之下，如果缺乏相关的标准和法律支撑，不仅很容易导致种种意料不到的“混改乱象”，而且还有可能因此遭受到广大民意的反弹，从而使得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整体步伐变得迟缓。 

　　这种担忧并非多虑，事实上，部分地方局部出现了“混改乱象”。 

　　这种担忧更有前车之鉴，回顾我国国企改革历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只要国企改革缺乏必要的标准和法律支撑，其最终结局必然会事与愿违。 

　　比如，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“国退民进”浪潮，就是因为必要的细则标准和配套机制的不完善，最终不仅导致了当时大规模国资的流失，而且在事隔多年之后，当时参与国企改革的部分民企，也在多年后遭到不同程度的事后清算。 

　　欲让新一轮国企改革不再重蹈覆辙，让广大民企不再心存疑虑地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，当前必须尽快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标准细则和法律法规。诚如黄淑和所言，“要准确把握法律需求，在股权多元化、国有资本运作、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，进一步推动企业法制工作与改革发展各项任务深度融合。” 

　　就依法依规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而言，首先，我们必须解决“政策的法律化”的问题，国企改革前前后后历时已逾20年，当前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不能再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涉及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体、程序、界定等，必须尽快通过明晰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和强化，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散落在公司法、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》、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》等“条例”和“意见”中。 

　　其次，涉及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相关法规，必须统筹在一个解释框架之下，而不能彼此冲突。在此基础上，还应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明确，其高管不能再有行政级别，不能延续此前国企高管“既享有体制保障，又拿着市场化高薪”的错位格局。 

　　此外，新一轮以混合所有制为核心的国企改革，涉及到不同性质的国企，在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、民企参股的多少以及国企员工持股的界定等方面，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和细化，而不能大而化之。 

　　比如，针对垄断型国企和市场化国企之间的差异，对国企高管的考核评价就应该建立不同的坐标，因为垄断型国企占有诸多政策资源，其赢利能力天然要比市场化国企强，如果用一个标准进行考核评价肯定是不合适的;再如，同样针对垄断型国企和市场化国企，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，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民企参股标准，垄断型国企之于其国计民生属性，国有资本可以仍为大股东，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市场化国企，其实大可以让民企控股;还有，针对国企员工持股，我们固然不宜用“全员均等持股”对其进行阐释，但是，仍有必要明确基层国企员工持股的底线保证，否则所谓的国企员工持股，在具体实践中，很容易异化成为国企管理层MBO的把戏。 

　　之于当下而言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标准和法律依然相对缺失之下，新一轮国企改革“既要快，更要稳”。局部小范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，固然是必要的，但是全局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谨慎而行，必须在相关标准和法律明确健全之后方可全面展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