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11时10分，老服装厂前，徐家尧与职工们挥手告别。记者苗剑 摄
“你终于来了！”昨日上午10点36分，见接送付爱珍的车过来，早早等候在原江夏区第一服装厂大门前的徐家尧紧走几步，上前握住付爱珍的手，久久不放。 徐家尧小心翼翼地将付爱珍扶下车，递上双拐，帮她拄好，让进服装厂坐下。得知付爱珍摔断了腿，徐家尧专门委托朋友开车到40公里外的豹?，将付爱珍从家中接到服装厂。从去年寻找职工开始，每天都有人上门找他咨询、办理相关手续，他走不开。 “付爱珍，你可是最后一个了。”徐家尧说着从公文包内取出服装厂在册人员明细表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找出付爱珍的名字。“谢谢徐厂长，我的腿受伤后一直呆在家里，不知道您在区里找了我大半年，让您费心了。”付爱珍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 去年7月开始，徐家尧苦寻失散19年的185名职工，期间曾多次寻找付爱珍。今年1月15日，徐家尧在警方帮助下查到，找到了3个叫付爱珍的，其中一个登记住址为纸坊街龙头街143号，他立即上门。结果发现这是一个集体大号，付爱珍根本不住这里。 1月22日，185名失散职工，找回184人，徐家尧正为遍寻不见付爱珍发愁，喜讯传来：纸坊街一名协警说，他有个亲戚叫付爱珍，住在豹?。徐家尧由此与付爱珍取得联系，约定25日在服装厂办理核对、登记手续。 “你哪一年出生？”“53年1月。”“什么时候工作的？”“86年。”昨日，现场核对身份与登记信息无误，徐家尧告诉付爱珍，她的工龄买断金有8505元，这笔钱将通过银行汇给付家珍。 “谢谢，20年了，您还记得我们……”在职工工龄买断资金发放明细表上按上鲜红的手印后，62岁的付爱珍哽咽着说不下去。 1995年服装厂倒闭后，付爱珍离开纸坊，回到豹?，靠打工为生，生活艰难。去年，她的腿摔断后，治疗花了7万余元。今年，腿部的钢钉要取出，手术费1万多，她正为筹这笔钱发愁时，徐家尧找到了她。“这下好了。” 10点58分，应几名前来办理登记手续的职工要求，付爱珍、徐家尧与他们一起在服装厂大门前合影留念。 2014年2月20日 职代会选出徐家尧当厂长 2014年6月18日 江夏第一服装厂以163万元成功拍卖 2014年7月8日 徐家尧在江夏电视台滚动播出寻人公告10天，走街串巷贴寻人公告55张 2014年8月11日 185名在册职工，找回127名，仍有58名职工尚未找到，这天，武汉晨报独家刊发新闻《服装厂倒闭，资产卖了163万；留守厂长苦寻失散19年职工来领钱》。 2014年12月23日 首批83名职工办理完了领钱手续。 2015年1月25日 第185名职工付爱珍找到，当天办理完了领钱手续。 “185名职工全部找到了，一个都不少！” 昨天上午10点多，随着最后一名职工付爱珍回到江夏区第一服装厂，与留守厂长徐家尧见面，一场持续201天的“良心寻找”终于完美收官。 去年8月11日开始，本报连续报道“留守厂长苦寻失散19年职工来领钱”，半年来，武汉“良心厂长”徐家尧的故事感动了亿万中国人?? 公平 再难也得做到 57岁的徐家尧是武汉市江夏区第一服装厂留守厂长。 说是厂长，其实这个集体企业早在1995年就因经营不善而停产了。 去年2月份，老厂长去世后，职代会代表推举徐家尧接任厂长。开始他和家人都直摇头，说家里开了家小服装店，走不开。 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当留守厂长不仅没报酬，还容易得罪人。后来，主管部门一位领导对他说：“这个厂要改制，如果他不管，你也不管，谁来维护职工的权益？” 徐家尧是个老党员，也曾当过厂办主任，他被领导的这番话触动了：既然大家都这么信任，那就干吧。 当选厂长后，他放下自家生意，开始跑工厂改制的事。去年6月，厂房和土地公开拍卖得到163万元。职代会上，他说，改制一定得公平、公正，这点血汗钱应该按“企业买断职工工龄”的政策分给每个人。他的想法得到了职代会的认可。经过清理，确认185名在册职工有权参与分配。 可难题在于，工厂倒闭19年了，职工流落四方，很多人杳无音信，要把大家全部找齐，谈何容易。有人说，在报纸上登个公告，来的人就分钱，没来的就算了。“不行，185个，一个也不能少！”徐家尧说，“因为那样对不知道消息的人不公正。这事再难也得做到！” 从此，徐家尧便开始了一场跨越201天的艰难寻找。 找人 再苦心也甜 去年7月8日开始，徐家尧到区电视台连打10天广告，同时还打印了55份《寻人启事》，在纸坊走街串巷去张贴，到8月11日，共找到127人。 剩下58人的寻找就更艰难了。 只要打听到一点线索，说有个职工可能在哪里，徐家尧就要登门去核实。 去年8月的一天，同事易有志跑来报信，失散职工左冬荣住在青龙水库。徐家尧放下手中生意，和他一起去寻找。当时，正值盛夏，气温高达38摄氏度，两人步行三四公里来到青龙水库，汗水湿透了全身。当两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，找到左冬荣家，敲门说明来意，却被她拒之门外。 几天后，左冬荣找到徐家尧道歉。她看了媒体报道后才知道，徐厂长寻找职工领钱的事，是真的。 热难受，冷更难受。 今年1月6日早上气温骤降，外面下起雪籽，他在纸坊街叫了一辆面的，赶到百里之外的金口街去找失散职工刘红梅。 出门太急，徐家尧仅穿了件薄夹克，寒风一吹，生了冻疮的双手又痛又痒，一路上，他不停地对着双手哈热气。 颠簸了个把小时到达红灯村时，天空下起大雨来。凄风苦雨中，他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打听，直到11点多，在红灯村妇女主任曹金茹的指点下，终于找到了刘红梅。 见到当年的厂办主任，刘红梅激动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她说，下岗回家结婚后，她再没与原厂职工联系，“做梦也没想到，快20年了，徐主任你居然还能把我找到！” “找到了就好了！”徐家尧也开心地笑了，仿佛所有的苦和累都消失了。 委屈 再多也得坚持 再苦再累徐家尧都能扛，最难受的是找人时常常被人当作“骗子”，受了委屈也无处诉说。 找职工朱春华，他就受了不少冤枉气。当时听说朱春华在中心港街做生意，徐家尧就去找。那里有两百来家商户，他一家家地打听。有时影响到别人做生意，个别商户就没好气地说：“找个鬼，哪个晓得你是不是骗人的？走走走！” 徐家尧找遍了中心港街，最后却发现搞错了地方，原来应该是港桥街。在港桥街4号，敲门进去问：“这里是不是朱春华的家？”“是，不过我们是这里的租户，朱春华到浙江打工去了。”开门的大嫂十分警惕，担心眼前这个不速之客是骗子，不肯提供更多的信息。 徐家尧掏出朱春华的相关材料，耐心解释，最后她才带着徐家尧来到一家麻将馆，找到了朱春华的母亲。朱母也很警惕，要邻居黄女士核对徐家尧身份后，才联系了女儿。通过电话之后，徐家尧确认这就是要找的职工朱春华。 谈委屈，这次还算轻的。 去年8月12日，徐家尧的妻子郑兰芳帮他去江夏区中心百货找失散职工杨燕，本来已经找到了，可当时杨燕怀疑她是“骗子”，死活不承认自己就是杨燕。商场保安误会了，把她和同行的本报记者一起“请”到保安室盘问，郑兰芳委屈得痛哭流涕。 跨省 再远也不放弃 工厂倒闭多年，20多个职工为了生计，远赴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浙江等十多个省市去打工，徐家尧想方设法将他们都找了回来。 徐家尧请警方帮忙查到一个叫万美玲的职工已迁居东莞，可没有她的年龄、住址和联系方式。半年中，想尽办法，也无法联系上。 就在他几乎不再抱希望时，今年1月19日，江夏警方却传来好消息：民警刘宏帮忙找到了另一个职工张行俭，万美玲也可以找到了。 原来，民警刘宏加入寻找队伍后，查出张行俭正在浙江嘉兴一家包装厂打工，立即请当地公安局一位战友帮助上门寻找，仅两天就找到了。巧合的是，张行俭与万美玲的哥哥一直保持着联系。 徐家尧迅速与张行俭取得联系，1月21日下午3点，在张行俭帮助下，万美玲的哥哥万浩回江夏找到了徐家尧，帮妹妹做了登记。 万浩说，万美玲早年嫁到孝感，后来一直在广东打工，过年不能回武汉，他会代妹妹来领钱。 感动 职工给他温暖 持续201天的寻找，徐家尧有苦，有累，有辛酸，也有委屈，然而，收获更多的则是真情、理解与感动。 职工陈玉珍刚开始一直怀疑徐厂长真能把这个事情操办好，三天两头跑到他那里去打听情况，还总是喜欢说些风凉话，可徐家尧并不计较，每次都笑呵呵的，叫她回去等着，说钱会打到她卡上的。 前不久，她又来了，进门就说：“今年都快过完了，怎么钱还不见影子啊？” 徐家尧告诉她，她的钱前几天已经打了，应该到账了。 陈玉珍调头就去银行查询，不一会儿就笑眯眯地回来了，一个劲地说谢谢。 服装厂支书辛从良夫妇都是厂里的职工，按照厂里的档案记录，他们分别少算了7年工龄，可他们服从大局，带头吃了这个亏。对此，徐家尧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
